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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向社会治理“盲区”延伸

2019-11-20 08:55:31 4896人参与  4896条评论

作者:吉新,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治理转型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党的建设在几乎所有重要的改革领域都发挥了突出的战略作用,在促进治理领域的协调、社会组织的有序发展、扩大治理网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总之,党在治理创新中的领导是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核心主线。

当代中国治理转型的历史背景表明,党建治理机制独特的网络连通性、灵活性和整合性已成为其不断拓展治理功能的重要组织基础。新中国70年来,党建在领导治理创新中的突出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系统内部扩展到系统外部,以促进治理网络的全面覆盖。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的迅速解体,当代中国基层治理日益面临严峻挑战:如何以新的形式重建有效覆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治理网络?随着新经济、社会空间的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不断提高,这一挑战变得越来越难以应对。尤其是在城市社会,越来越多的群体和空间溢出了传统的“街居”治理网络。如何创新治理机制,提高治理效率,已成为各地区面临的重要改革问题。

在各地的改革实践中,基层创新者很快注意到党建治理网络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延伸到治理的“盲区”,各种治理目标可以在这个网络上进行灵活实施。例如,上海等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已经开始在商业建筑等新的经济聚集领域探索“党建”,试图通过在楼上建立分支机构,将建筑空间中的白领和社会精英纳入基层治理网络。这些创新使基层党建治理网络超越了单位党建和住宅党建的传统范畴,扩展到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建筑空间和流动人口。

在管理网络扩张的同时,党的建设领导机制也根据当地情况不断调整和创新。由于党难以依靠传统的行政网络在新的经济社会空间开展工作,领导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就变得更加困难。在基层实践中,各地进行了各种探索:通过更有针对性的服务提供,实现了以公共产品提供为重点的灵活引导;专业动员的嵌入式指导是通过支持专业服务组织来执行的。通过塑造文化产品、贯彻共识引领理念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党建治理机制的内涵不断丰富,社会动员能力得到有效拓展。

第二,要把党内活动深入拓展到公共治理领域,构建向下聚焦的新型治理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治理体系面临着资源配置与需求之间的突出矛盾,即公共需求大量集中在基层,而资源配置则沿着层级体系向上集中。不仅如此,许多重要的基础设施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权相对集中在市、区政府,相应的社会后果需要由基层政府来处理。

基层政府经常面临被动局面,治理任务急剧增加,但资源和授权不足。需要一个能够在跨级别系统中发挥政策协调和资源整合功能的机制,以提高基层治理的效力。在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中,各地很快意识到党建组织网络可以发挥上述功能。因为与强调下级服从上级的政府等级制度不同,党的组织网络一直有上级党组织为下级党组织服务的传统。基于这一传统和逻辑,很容易形成一种自上而下协调的新型体制框架。

自上世纪末以来,上海、北京等地的基层党建工作逐渐从日常组织生活领域扩展到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公共治理领域。与此同时,党建逐渐成为确保基层治理重心下移的重要组织机制。例如,上海在世博会期间深化了对“区域党建”工作机制的探索,规定社区单位的所有党组织,无论其行政级别有多高,都应向当地党委汇报,并参与当地社区建设和公共治理。这有效地推动了不同性质和行业的单位资源向基层下沉。

在这一过程中,上海逐步建立了市、区、街(镇)和居(村)四级党建网络,确保基层治理所需的资源和授权得到上级的保障。这些改革推动了重心从深层次下移的基层治理结构不断优化,为城市治理向精细绣花针模式转变提供了重要支撑。

第三,从现实空间向虚拟社区拓展,探索新时期社会动员的新机制。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新一代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个运行机制日益复杂的大规模网络社会正在迅速崛起。在此背景下,如何在虚拟社区空间中有效地进行治理和动员,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一项艰巨挑战。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客观上要求现有的治理体系逐步将组织网络扩展到网络空间,并在维护虚拟社区的关键环节中发挥作用。党组织由于其广泛的组织网络和灵活的运行机制,具有开展这项工作的组织基础。近年来,许多城市开始积极探索网络党建工作。例如,北京成立了互联网协会党委,其中包括36个互联网企业党组织和6000多名注册党员。通过探索网络空间党建的新方法,提升了网络治理的有效性。另一个例子是上海宝山区利用微信搭建“社区沟通”平台,探索在党的建设指导下动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评议活动,从而增强基层社会自治和治理。这些新的政党建设机制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因为它们发现了嵌入网络空间的节点。

上述改革和扩张从多个层面切入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大背景。以党建机制为载体,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新背景下,不断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彰显党建治理机制的独特功能。这也可以启发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部门从中国政党制度及其组织特征、党建运行机制等角度进一步探索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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